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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的民有、民治、民享:深度解讀德里ICOMOS大會》
導語:
從1965到2017,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走過了52個年頭。它經歷了怎樣的過去,又將面對怎樣的未來?4月18日是國際古跡遺址日,今年的主題側重在遺產保護理念和知識的代際傳承。當我們思考這樣一個主題時,依舊繞不開去年ICOMOS在印度德里召開的大會。這次大會可能恰恰代表了一種代際傳承的節(jié)點,遺產保護工作者所關注的、認知的、講述的,似乎都在發(fā)生著范式的變化,那么它帶給這一代遺產工作者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理念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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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了2017年ICOMOS大會的4位青年學者根據參會的體悟,從各自的角度為我們呈現(xiàn)出他們對ICOMOS乃至全球文化遺產保護事業(yè)的思考。他們認為,ICOMOS逐步從僅僅關注古跡遺址,到更加側重“人”在遺產保護中的角色和權益。同時,這種對人的關注,又涉及到人和遺產關系的多個維度。借用“民有、民治、民享”的闡述模式,本次大會其實也在提出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遺產如何民有——如何讓社區(qū)更好參與遺產的保護;第二,遺產如何民治——新的數(shù)字化技術如何推動人對于遺產的理解和闡釋;三,遺產如何民享——遺產本身不是終極目標,通過遺產達成的可持續(xù)的社會發(fā)展,才能夠真正確保民眾利益的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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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物到人:ICOMOS大會主題的變遷

燕海鳴
從1965年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辦首屆ICOMOS大會以來,至今已經舉辦了19屆,每屆都設有一個主題。梳理歷屆主題的內容后,我們發(fā)現(xiàn)ICOMOS大會所關注的重點話題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lián)。通過回顧這些主題,我們不僅能夠了解國際文化遺產領域的熱點變化,甚至可以一窺整個國際社會五十多年來所經歷的大時代變遷。
1965到1978,古跡遺址
這一時期召開了四次大會,為探索時期,主題還是聚焦專業(yè)問題,如組織規(guī)范(第1屆克拉科夫)、當代建筑(第3屆布達佩斯)、小城保護(第4屆德國羅森博格),第2屆在英國召開的大會甚至直接聚焦英國遺產保護中的旅游實踐。
1978到1990,發(fā)展
這段時期為冷戰(zhàn)末期, ICOMOS開始關切遺產與人類未來的關系,大會的主題也從強調專業(yè)概念逐步擴展到探討遺產保護和社會發(fā)展的關系。這一時期的關鍵詞包括:發(fā)展(第5屆莫斯科)、未來(第6屆羅馬)、文化認同(第7屆德國羅斯托克)。第8屆在華盛頓召開的大會以“新世界的古老文化”為題,第9屆在瑞士洛桑召開的大會則恰逢ICOMOS第25個年頭(1990年),對該組織25年來的發(fā)展和未來的走向做了梳理和展望。
1990-2002,全球化
1990年,對于國際關系而言,對于人類發(fā)展史而言,是一個分水嶺。冷戰(zhàn)剛剛結束,國際關系的基本話語模式從兩大陣營的對抗轉變?yōu)椤叭蚧?,遺產領域也不例外。這一時期ICOMOS的大會主題更加聚焦遺產的價值在社會巨變的洪流中何去何從,如何應用? 比如旅游與經濟(第10屆科倫坡)、社會變遷(第11屆保加利亞索菲亞)、遺產的利用(第12屆墨西哥城)。在2002年的馬德里,第13屆大會以“全球化世界中的遺產保護”為題,實際上是對這十幾年來國際遺產保護領域主要范式做了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2003-2017,人
2003年是遺產領域一個重要年份,“非物質”的元素第一次成為主要議題。實際上,自9/11事件以來,冷戰(zhàn)后國際社會對于全球化、發(fā)展、未來的樂觀想象遭受了重大打擊,學術界也在反思這種話語體系的弊端——過于強調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線性模式,忽略了其背后的多樣性的基礎,忽略了“人”本身在物質之外的意義和訴求。我們發(fā)現(xiàn),國際遺產領域在近14年來,越發(fā)強調“人”、“社區(qū)”在遺產保護中的角色。具體來說,ICOMOS大會的主題體現(xiàn)了這一點,包括非物質價值(第14屆津巴布韋)、場所精神(第16屆魁北克)、人文價值(第18屆佛羅倫薩)、以人為本(第19屆德里)等。兩個例外中,在巴黎召開的第17屆強調的是遺產對于發(fā)展的促進,是此前主題的延伸;在西安召開的第15屆關注城鎮(zhèn)變遷中的古跡保護,契合了主辦國自身的背景。
總體而言,ICOMOS歷次大會的主題經歷了從純粹的古跡遺址保護專業(yè)探討,到強調時代變遷進程中的問題應對,再到重新發(fā)現(xiàn)人、精神等要素對遺產價值的重要性,可謂從“物”到“人”,從“專業(yè)議題”到“理念研討”。這一變化,也恰恰映射出國際社會五十多年來的巨大變遷,雖然始終圍繞人類發(fā)展在進行策略探討,但探討的重心不斷變化。五十年來,我們經歷了意識形態(tài)的紛爭,對于全球化的樂觀期待,對于線性歷史發(fā)展模式的反思,對文化多樣性的重新認知;五十年后,我們正在面臨文化保守主義的抬頭,那些曾經確定的未來變得有些模糊。在這個背景下,文化遺產的保護何去何從,目前所流行的“以人為本”的話語還能持續(xù)多久,是否有更新、更具穿透力的概念引領國際遺產界開辟新的征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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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在擁有遺產:重新發(fā)現(xiàn)“社區(qū)”

潘曦
此次會議的科學論壇將“社區(qū)”作為了四個分論壇中的第一個主題,全稱為“在遺產管理中引入多樣化的社區(qū)、整合遺產與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23位演講者就這個主題進行了學術報告,“社區(qū)參與”、“以人為本”無疑已經成為當下遺產保護的熱點詞匯。
該主題的一個基本觀點在于,公平的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兼顧保護自然/文化遺產以及為市民提供安全便利的環(huán)境,市民的文化權利——包括獲得“歸屬感”的權利以及參與地區(qū)文化經濟的權利應當?shù)玫匠姓J和尊重。因此,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范式下,城市內部的文化、生理和生態(tài)關系也應當被作為其有形和無形遺產的一部分,故而在任何的延續(xù)或變遷過程中,居民和各種利益相關者的觀點也和變遷之“作者”的觀點一樣重要。在與會者介紹的豐富多彩的案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觀念已得到了廣泛地接受和推行,居民、開發(fā)者、保護工作者、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著保護工作的開展。
然而對于保護工作者而言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社區(qū)”不應僅僅成為國際主流話語引導下的噱頭,也不應成為一種扁平的、同質化的抽象概念,成為保護工作者精英主義立場之下施以關懷的對象。如何理解“社區(qū)”、“原住民”等概念,如何處理其中極其多樣化、差異化的具體情況,如何使得社區(qū)的意愿能夠真正得到真實充分的表達、并切實有效地產生實際影響,是社區(qū)觀念下的遺產保護工作需要深入和長久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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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誰在講述遺產:塑造遺產的數(shù)碼世界

李建蕓
當代數(shù)碼技術不斷發(fā)展,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播以及鼓勵公眾參與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機會,推動著遺產地保護手段和思維的演變。
數(shù)碼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上的應用,是大會主題三談論最多的方面。各國經過幾十年、尤其近十多年以來的持續(xù)努力和技術迭代,對數(shù)碼技術的探索已經走過了摸索單個案例信息采集的階段,進入到了梳理、總結信息獲取技術的階段;并在全球領域內,追求數(shù)字格式的規(guī)范統(tǒng)一,以求擴大信息的應用拓展和交流可能性。同時,隨著數(shù)字化管理系統(tǒng)的應運而生,數(shù)碼技術提供的媒體應用也是大家探索的重點,VR/AR、社交媒體拓展,已經成為保護項目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此外,部分演講者反思了數(shù)碼平臺發(fā)展對文化遺產的影響。例如有澳洲學者分析了悉尼歌劇院的網上社區(qū),2013年其規(guī)模與實際參觀人數(shù)比例達到16:1。網上社區(qū)的活躍創(chuàng)造了新的關于悉尼歌劇院的豐富內容。這對世界遺產地宣傳教育戰(zhàn)略目標形成的挑戰(zhàn),跟它對宣教的推動一樣不容忽視。延續(xù)網絡平臺使得遺產地傳播大幅擴展的討論,筆者也在演講中探討了web2.0帶來的參與式文化。區(qū)別于單純的文化消費和旅游、土地等傳統(tǒng)經濟模式,它實際使得遺產地的固有價值和經濟價值與時間的關系模型產生了變化。對此的更深入研究符合當今世界對文化發(fā)揮可持續(xù)發(fā)展驅動作用的訴求。
數(shù)字化工具的普及,使得公眾廣泛參與對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記錄和保護成為可能。有美國學者分享了鼓勵地方及全球民眾參與記錄和管理遺產資源的成功案例,并比對了自然科學研究中現(xiàn)象級的citizen science(翻譯做公眾科學或民智科學)。公眾科學被定義為 “由主要基于業(yè)余愛好的廣大公眾承擔的科學研究工作(例如系統(tǒng)地收集和分析數(shù)據、開發(fā)技術,對自然現(xiàn)象的測試),一般由公眾和科學家合作發(fā)起。”在良好管理的前提下,多項研究證明公眾科學項目的準確性及經濟效率高于完全由科學家完成的課題研究。這個演講挑戰(zhàn)了ICOMOS的自身專家結構,但引起現(xiàn)場熱情的討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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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誰在享有遺產:關于民主的印度聲音

解立
ICOMOS全體代表大會是三年一度的國際研討會,有著相對固定的程序,也像所有國際會議一樣,自帶正式、高效的氣質。不過到了印度,也難免有意外畫風。比如印度專家在做涉及高科技的關于數(shù)碼時代的主旨報告時,突然全場停電了。
一般的會議主辦方基本會邀請彼此認同的嘉賓,但印度主辦方可不一般,邀請的致辭嘉賓批評起來毫不留情。
大會閉幕式上,德里當?shù)氐囊晃蛔骷?、公知被邀請致辭。這位先生開場就非常激烈的批評了印度政府的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和平國家制造了比以往所有戰(zhàn)爭還要多的極度貧困的“難民”;并就此提出要結合印度的歷史與當下,對“遺產”、“民主”、“可持續(xù)發(fā)展”等本屆大會基本概念進行重新思考。
他強調遺產作為文明延續(xù)的生命性和創(chuàng)造性,而遠不只關乎消亡的過往。他認為遺產最終應該是一個啟發(fā)者,一個再生和延續(xù)的方法,抵抗那些不斷上演的文化健忘、文化報廢和文化清除。他認為遺產保護是確保當代發(fā)展不會加速多種文化形式滅亡的努力。
他提出了語言的核心作用,尤其在印度,有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族群和語言,也就有著成千上萬種想象和敘述的方式,他本人來自的部落就有著20多種關于時間的理解。但當我們將語言局限為更“高級”的文字形式的同時,就已經壓制了千千萬萬種文化,也就沒有民主可言。他提出要強調認知正義,在口頭、書面和數(shù)字語言間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契約。
他認為不同文化的部落、族群是印度民主的一部分,因此民間知識、傳說和世界觀也必須是現(xiàn)有知識系統(tǒng)的一部分。印度的遺產概念理應包括對部落、游牧、鄉(xiāng)村、工匠等生活方式的道德承諾。而通過保持工藝、語言和技能的鮮活,遺產也變成重新賦予民主以技能的途徑。
盡管他言辭激烈,甚至警告遺產專家群體:如果喪失思辨精神,將淪為“勢利鬼俱樂部”,但是他的發(fā)言還是贏得了全場掌聲。畢竟在德里會議超過一周的時間里,每一個參會者或許都能從印度街頭破敗、無序、灰暗的表象之下感受到同樣真實的生命力。那是一直將歷史隨身攜帶的力量,沉重而天真,也因不曾和自然完全分離,混亂中自有活色生香。泰戈爾說:“神期待用愛建造一座廟宇,人們搬來了石頭”,關于我們到底在保護什么,印度給出了自己的解讀。
印度式遺產是活著的復數(shù)的歷史,像其他遺產一樣,雖前程未卜,但為人類社會未來的想象保存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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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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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qū)、數(shù)字、共享……這些如今遺產領域炙手可熱的概念,并不會自然而然的生發(fā),更不會有想當然的解讀。作為將遺產視為志業(yè)的我們,不應簡單被動的接受和使用這些概念,更要理解它們產生和演變的邏輯脈絡,要清晰的看到,那些充滿美好的概念和理念總是暗含著話語的交鋒和對抗。這些對抗、糾葛甚至是妥協(xié)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努力尋找全世界遺產工作者所能夠接受的一個最大公約數(shù)。回顧ICOMOS的發(fā)展史,遺產保護者最初提問題的方式是道德優(yōu)先、技術優(yōu)先的,今天,我們提問題的方式則越來越指向人類對自己的終極認知。我們曾經以為,解答了what和how就解答了一切;今天,我們更要追問,why,為什么要保護古跡和遺址。
Heritage for Generations,在遺產領域,最需要代代相傳的,或許恰恰是對why的不懈追問吧。





